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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事一传出，舆论哗然。沪军都督陈其美在报章上公开发表文章，愤怒之情溢于言表：“试问，在海外每当诉讼涉及中华人士，外国政府有允许中华人士聘请中华的律师么？现在，中国人审中国人的案子，又凭什么允许外国律师进入我们的司法程序呢？”他再笔锋一转，怒斥说，“司法部成立百日，在民国法治建设上毫无建树，却拿一个可斩立决、可千刀万剐的姚荣泽出来作姿态，这说轻了是博取虚誉，说重了，就是丧失国之司法主权！”

陈贻范悄悄地进来，将陈其美的文章放在了伍廷芳面前。伍廷芳轻轻地说：“我看过了。其情可宥，其愚可叹！”他久久没有说话。他说：“我知道你要问什么。”他抽出一张纸，重重地写下了“我意已决”四个大字。他再召见裁判所的另两个承审员丁榕、蔡寅说：“我就是要让西方的律师出庭，就是要以此表示，民国的司法与现代世界的民主是接轨的。”最后，他再说对承审员们说了一句：“圣贤，从来都是哭着奔跑的人！”

1912年3月23日下午，姚荣泽的案件开庭。上海报章以“中华民国司法第一案”为题，刊出开庭的消息，同时，特别报道说，此次是用合议庭的审判制度并征得了七人组成陪审团。罪与无罪，合议庭也当听陪审团的。

23日、30日、31日，有三次开庭。姚荣泽在法庭上为自己辩解说，自己为一方父母官，见地方秩序混乱，于心不忍，于职有责，结果听信了地方士绅顾震福、何钵山等挑唆，才做出了错误的决定。他在法庭上作出悲痛万分、追悔莫及的样子。

洋律师也展开观点：“姚荣泽犯罪事实是存在的，这是不容置疑的。但法官和陪审团先生们恰恰要关注的是，姚荣泽不是为一己私利而杀人。他是一个有信仰且忠实于中华文化传统的人。他的行为是忠君，是对传统的一种殉道。如果说，他的这种行为在革命时期不能予以表彰的话，那至少可以对其从轻处罚。再者，他的行为发生在社会混乱时间，这个时期规范失落，是非标准难定，更无法律可依。在这种时候犯错难免。这个时候所犯罪行，当从轻处罚。这才是民主应有的宽容，才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正确开端。”

法庭的庭审似对死难的革命志士不利，柳亚子等便在报章上再展舆论攻势：“姚荣泽案，司法部做得如此荒唐——明明拉出去用狗头铡一铡了事的清清楚楚的案子，竟被一个洋律师和一群无知的陪审团搅成了一锅面糊涂。”他再展笔锋：“周实和阮式是何等的年轻，何等的无辜。但周实被乱刀砍死，阮式被剖腹挖心。姚荣泽当时怎么就没有想想事处混乱时期、无法可依，对两位才华青年网开一面不予捕杀呢？为什么就没有想想他们也是出于公心而对他们予以宽宥呢？相反，姚泽荣捕杀了这两位青年才俊，还将他们的头颅悬挂于县衙门前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”